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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投資大遷移!誰是中國未來的Alexion、BioMarin、Seagen?

個案背后的原因可能千差萬別,但最終的出發點和終點一致:讓項目更好、更快地實現自身價值。若是秉持此原則,不管是資本方強勢還是科學家強勢,受益的都是產業和產業服務的患者。 2020年9月4日,納斯達克上空繼續飄雪。 天境生物一下公布了兩個重磅交易,一筆

2020年9月4日,納斯達克上空繼續飄雪。

 

天境生物一下公布了兩個重磅交易,一筆來自高瓴資本,4.18億美元;一筆來自艾伯維,19億美元。天境生物二級市場投資人很快沸騰起來,高開13.67%,瞬間沖至18.23%,彼時納斯達克還盤桓在紅綠柱的選擇之間,最終天境生物以3.63%漲幅收尾。

 

兩筆交易,一夜之間,天境生物和他背后的投資人康橋資本刷屏了整個醫藥圈。

 

以“天境生物-康橋資本”為代表的模式也開始備受關注,特點是投資人作為創始合伙人,與科學家一起從頭到尾孵化出一家公司,最終由投資人來控股,參與制定核心發展戰略。這種模式下,初創藥企擁有了互聯網企業的融資速度,成立2~4年便能IPO上市,對國內初創藥企而言,較為鮮見。

 

2016年,康橋資本分別向三境生物和韓國藥企天視珍注資2000萬美元,而后康橋資本創始人傅唯開始推動兩家公司的合并,“當時我就和三境生物創始人臧敬五提出,你若能和天視珍團隊合并,變成一個大平臺,我們愿意追加投資1億元。”2017年3月,三境生物正式宣布與天視珍合并,康橋資本和天士力注資1.5億美元。

 

康橋資本的作用不僅僅只是推動合并這么簡單。2017年11月,天境生物從德國MorphoSys公司引進了一款治療多發性骨髓瘤的CD38抗體原創藥物,彼時該產品剛在歐洲I/IIa期臨床研究。據傅唯紹,在CD38抗體藥物引進過程中,是康橋資本的團隊幫忙引薦并促成了交易。

 

康橋資本雖然是天境生物的最大股東,但并不參與日常管理,只是會和被投資公司一起制定核心戰略,提供資源上的支持。傅唯解釋道,“比如,提供國際視角和信息,我們在美國有6個董事總經理,在各自擅長的領域有深厚資源。”

 

借力資本帶來的產品快速引入, 2020年1月兩家公司合并3年后,天境生物上市了。為什么天境生物會取得成功?大多媒體將其歸功于資本的力量。

 

康橋資本成立于2014年,與其他專注于醫藥產業的投資機構相比,算是新生力量。“沒有醫療項目投資經歷是一件確定性的事,反過來講也是一種優勢。在醫療領域沒有路徑依賴,只需要將商業能力這個長板做到最長,然后讓有行業能力的人加入團隊。”傅唯曾如是說道。隨后云頂新耀項目,便是傅唯前述投資法則的實踐。

 

康橋資本持有云頂新耀62.48%股權,并由傅唯出任公司董事局主席。云頂新耀主要從事后期臨床階段的藥物研發,是一家以授權引進為商業模式的藥企,而授權引進模式最需要的就是商業能力。云頂新耀的第一步就是找人,剛開始康橋資本配置的都是對資本運作尤其是醫療行業的融資并購十分擅長的人才。等到資金充裕后,便開始大規模招攬行業專家。

 

譬如2020年2月履職的云鼎新耀首席執行官薄科瑞,是早期來華試水并最終扎根中國的美國科學家之一。他曾是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醫學、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終身教授。2010年作為禮來中國外部創新高級副總裁來到中國,2018年加入信達生物任首席科學官。且從云頂新耀核心團隊來看,除原有配置的資本運作人才,近來加入的高管均是來自跨國藥企的頂尖人才,譬如首席醫學官、首席技術官。

 

投資人找科學家在領導班子搭建完成后,云頂新耀繼續迅速發展。成立3年便許可引進了8款產品,其中兩款有希望在接下來的兩年完成最終審批批準和上市,其他6款藥物的獲批許可預計在2024年或2025年獲得。2020年7月,云頂新耀正式遞交了在港交所上市的申請文件。這距離康橋資本成立這家公司并為其提供第一名員工、投資第一筆錢、支持其第一個專利產品的誕生剛剛3年時間。

 

明顯的感受是“更快了”,不過還有越來越多的“康橋之子”正在路上,等待成熟。譬如蘇橋醫藥,一家做大分子CDMO的公司,康橋資本全程參與了工廠、團隊等搭建;還有更年輕的Affamed,2019年由康橋資本創立并出資,致力于中樞神經系統和眼科領域藥物研發。近日,該企業從日本Kissei制藥引進一款帕金森新藥產品。

 

 

 

01.孵化模式的演進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初創藥企開始借助高頻的產品交易,擴充管線,講資本故事,這與產業界廣泛熱議的“康橋模式”異曲同工。

 

準確來說,不能叫“康橋模式”,而是美國生物技術公司創立模式的演化。90年代,美國生物技術公司都是由創始人主導成立公司,大多是科學家,諸如Alexion、BioMarin、Seattle Genetics(現更名Seagen)等一批新貴藥企。由于創立時便種下了“科學”基因,大多數深耕在某一領域,做到“小而專、小而美”。

 

但缺點也慢慢暴露,早期人才招募困難、需要花大量時間精力尋求外部融資,而這恰恰是投資人最擅長的。在時間的積累下,科學家與投資人逐步達成共識。2010年前后,越來越多的生物技術公司由基金和創始人共同成立、孵化,即完成了從科學家找錢到錢找科學家的演進。如Atlas venture孵化了罕見病基因療法公司Generation Bio;Third Rock孵化了Agios(白血病和血液類罕見遺傳病新藥研發公司)、Bluebird bio(CAR-T、基因療法新秀)等;ARCH venture孵化抗艾藥企Vir Bio;Flagship Venture孵化mRNA疫苗頭部企業Moderna等。

 

這一模式下,通常公司創立時便已明確資金來源,科學家只需要專注業務,且科學家和投資人在基金成立之初便對業務方向達成共識。由于效率高、融資快,很快這一模式便流傳到中國,在國內醫藥土壤上進行了一系列過渡實踐,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

 

2010年前后,國內醫藥環境與現在大不相同,與美國更不具可比性。所以,對本土模式的理解關鍵是要將“孵化”一詞廣義化,彼時生物醫藥融資環境相當不樂觀,幾乎沒有人愿意在種子輪進入,僅有少部分投資者愿意投向這些早期公司。有數據顯示,在生物技術和制藥領域,2010年全年A輪之前(含A輪)的早期融資事件僅有24件,而2020年前10月同口徑數據為157件。

 

彼時有并且還有能力與意愿運作項目的孵化基金,大多來自產業,比如復星醫藥。

 

2009年,復星醫藥前任董事長陳啟宇飛往美國舊金山,找到復宏漢霖前任CEO劉世高,在一張餐巾紙上描繪了復宏漢霖的藍圖,研發出中國首個生物類似藥“利妥昔單抗”漢利康,成為業內佳話。

 

其實,那次陳啟宇還見了王為波,他后來成為復創醫藥聯合創始人,該公司2009年由復星醫藥孵化,是一家小分子創新藥平臺。近日,該公司將一款BCL-2選擇性小分子抑制劑海外獨家研發、注冊、生產和商業化許可權益授權給禮來。

 

此后,掙到第一桶金的創新藥企,比如貝達、CRO領域的龍頭企業藥明康德、泰格醫藥等,也開始扮演創新藥孵化器的角色。

 

隨著醫藥生態環境變好,一些投資機構也開始跨界重倉醫藥。高瓴資本便是其中一例,秉承著“長期主義”的投資理念,高瓴資本高調演繹了“基金孵化”在中國的特色模式。2014年,高瓴資本開始投資百濟神州,“百濟神州融了8次,高瓴資本就投了8次”。此外,百濟神州有很多關鍵項目都有高瓴資本的身影,譬如撮合百濟神州與新基的合作;在商業項目的引進、人才團隊的補充、企業運營管理上,高瓴資本都參與其中。

 

02.投資人與科學家

 

錢到、人到、產品到,醫藥創新藥企正欣欣向榮地發展。而決定這些藥企發展速度與未來的重要因素是投資人與科學家,準確來說是兩者的關系。

 

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投資人和科學家的關系在公司發展的不同階段呈現出的狀況不同。從過往發生的案例來看,創新藥企投資人和科學家開始出現意見不統一,乃至最終分道揚鑣,大多出現在產品做到臨床后期或者上市后。

 

其實,矛盾的爆發是點滴堆積后,逐漸發酵的結果。這并非由單個科學家或投資人決定,而是由整個生物醫藥發展環境確定。

 

有投資人認為,中國的創新藥發展還沒有進入到全球新的階段,現在的創新藥公司所謂的“科學家”更多是扮演項目管理人的角色。如果把一家公司,真正交給真正的科學家去打理,“挺危險的,因為科學家一般傾向于做一個全新的東西,沒有被證實的東西。投資人傾向于做快速跟進,但科學家往往不愿意干。而中國的成功公司都是懂這種快速跟進的產品。”

 

這位投資人舉了一個院士辦公司的例子。這位在國內赫赫有名,曾經擔任知名高校副校長的歸國院士,創辦了一家創新藥企。“一直沒有起色,直到后來找了一位職業經理人打理,才在資源配置、產品報批上走上快車道,并在資本市場上市。”

 

有的科學家則覺得投資人需要更專業,一位創新藥企的CEO曾經調侃道:“他們從名校出來,穿上西裝,轉身就成了投資者,但他們對科學的理解還需要一個成熟的過程。我們可以相互學習,但他們的問題角度讓我無法回答。”

 

投資人和科學家,或者與項目管理人之間應該保持什么樣的關系,這是一個從一開始就需要明確的問題。選對人很重要。啟明創投投資人合伙人唐艷旻認為,剛開始投資的時候就把人選好,然后充分地相信,在做的過程中盡可能地幫忙。但如果一開始沒選對人,表現完全不如預期,雙方就會出現矛盾,“管理者如果是科學家,相對來說會比較復雜,因為科學家經常是科學思維,相對固執。”

 

“你可以不懂,但不要摻和。”奧博投資前資深董事總經經理王健發現,“越是年輕的投資人,就像剛剛開車的人,非常小心。這類投資人可能凌晨一兩點還打電話,但常常抓不住重點,他覺得控制越多越安全,其實這越浪費大家的時間。”

 

有時候,創業者的心態也比較微妙,“很多創業者,特別是年輕的沒有很多經驗的創業者,他認為投資人就是來占他便宜的,比如投資人投幾千萬美元,占股比例超過50%,就像一艘船別人已經占了2/3。使得創業者對投資人有一種本能的不信任和芥蒂。”

 

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每個個案背后的原因可能千差萬別,但最終的出發點和終點一致:讓項目更好、更快地實現自身價值。若是秉持此原則,不管是資本方強勢還是科學家強勢,受益的都是產業和產業服務的患者。

 

本文刊載于《醫藥界》·E藥經理人雜志2020年10月刊“中國醫藥產業投融資年報”專題,原標題《孵化投資邁不過的坎》。

 

本文來源:E藥經理人 作者:Jes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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