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被抓前，四川省人民醫院神經外科原主任醫師馮某龍怎么也沒想到，自己平平常常的醫療行為會進入監管部門的“法眼”，最終栽倒在“三醫監管”平臺上。

作者｜徐毓才

來源｜看醫界（ID：vist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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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四川省紀委監委網站刊發了《廉潔四川》欄目播放的《鏟除衛健領域“毒瘤”》的一檔節目。節目中再現了2019年，四川省衛健委工作人員在“三醫監管”平臺上發現，四川省人民醫院神經外科原主任醫師馮某龍的數據存在異常：他用的某一類高質耗材占了醫院整個使用量的百分之八十。他們迅即跟蹤這條線索，經過初核就移交給了紀檢監察部門。

經查，2014年9月至2018年9月期間，馮某龍接受某醫療器械公司銷售代表請托，在手術中使用該公司銷售的耗材，并按照耗材價格的30%比例或固定價格，多次收受該公司給予的回扣。

而據了解，雖然此后馮某龍換了一家三甲醫院工作，但在四川省人民醫院期間的違法行為還是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責任。

最終，馮某龍因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

顯然，馮某龍自己也沒有想到，自己平平常常的醫療行為進入了監管部門的“法眼”，會栽倒在“三醫監管”平臺上。

那么四川省“三醫監管”平臺是個什么樣的平臺？為什么馮某龍受賄會被定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在醫務人員受賄線索發現方面，除了三醫監管，還有哪些渠道？今天筆者就與大家聊聊。

“三醫監管”平臺是啥？

2020年9月12日，在全國深化醫改經驗推廣暨中國衛生發展高峰會上，四川省衛健委主任何延政以《運用現代信息技術精準推進醫療監管——四川醫療“三監管”探索與實踐》為題的發言，引起全國同行的共鳴。就在去年年底的全國“推進醫改，服務百姓健康”十大新舉措評選中，四川省的醫療監管措施名列其中。

據悉，2016年，四川省著手開展醫療機構、醫務人員、醫療行為信息化監管（簡稱醫療“三監管”）。“過去，規范醫療行為、杜絕大處方的手段和辦法不多，監管方式也大多是簡單和粗放式的。”

醫療監管更多是醫院內部的質量控制自主監管，上級行政部門對醫院監管主要采取的是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存在難以發現問題，以及監管不夠精準、效率低下、范圍不全等不足，監管難度較大。進入“互聯網＋醫療”時代，全民健康信息平臺基本覆蓋，2016年，利用信息化平臺進行醫療監管擺上了省衛健委的議事日程。

然而想法雖好，但具體做還有難度。首先面臨的是各家醫療機構信息系統的數字標準和接口并不一樣，增加了數據采集、分析的難度。此外，一些邊遠縣級醫療機構和部分基層衛生院的信息化還不完善，為此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資金推進建設。另外，還有一些醫療機構對醫療“三監管”并不理解。

2017年1月，醫療“三監管”平臺首批接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省人民醫院等32家大型醫療機構試運行，其中包括兩家民營醫療機構。12月，省級醫療“三監管”正式推出。

2018年12月，按照“標準統一、省市部署、分級監管”的原則，醫療“三監管”平臺擴容升級，啟動了市級監管平臺并下沉。目前全省已有20個市（州）完成平臺建設。省、市兩級監管平臺先后接入具有信息基礎（HIS系統）的各級各類醫療機構7130家，其中包括公立醫院、鄉鎮衛生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以及絕大部分民營醫療機構，已基本實現省、市、縣、鄉全覆蓋。

至于如何監管？“平臺綜合利用醫院信息管理系統、病案首頁直報系統、醫療衛生統計系統、醫療機構及醫務人員電子化登記注冊系統等平臺數據，通過抓取醫療機構醫療服務信息指標，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綜合分析，對醫療機構、醫務人員、醫療行為實施精準監管。”

平臺上設置了執業資質、醫療安全、服務質量、資源效率、費用管控、中醫服務等6類36項監管指標，其中，對機構和人員執業資質、醫師處方權限、住院費用、藥品使用、耗材使用和檢驗檢查等核心指標采取個案評價的方式進行重點監管。

醫療“三監管”平臺每天不斷有來自醫療機構的數據。“一旦出現與設定指標不符合的數據，平臺就會自動提取出來。”這些“離群”數據就意味著醫療機構可能出現了大處方、超標用藥等36個監管項目里的問題，然后再由相關人員進行分析并反饋給醫療機構。

“從幾年來省級監管篩查的46萬多條問題線索中看，大多數都是藥品使用、耗材使用、病歷書寫不規范等。”有一家老年病專科醫院，平臺收集的數據就出現了多個“離群”數據。

經過調查發現，醫院因部分高齡老人感染難以控制，醫師就經驗性選用兩種抗菌藥物聯用或直接選用特殊使用級抗菌藥物抗感染治療，同時在病歷書寫方面也存在瑕疵，尤其外科醫師，未詳盡記錄選藥依據。

隨后，醫院在整改中加強對臨床科室抗菌藥物合理選擇、規范用藥的培訓，使各科室使用抗菌藥物前更注意查找病原學依據，病歷書寫中規范記錄患者癥狀、體征、病原學結果等輔助檢查，用藥過程中更加注意癥狀、體征變化及病原學動態復查結果。

省衛健委還建立了數據采集、數據分析、機構自查、核查認定、申述復核、責任追究的全流程、閉環式工作機制，按照“日采集、月查處”方式開展問題線索核查處理。

3年多來，僅省級監管就累計采集分析數據64.66億余條、篩查問題線索46.31萬條，醫療機構自查整改不規范醫療行為4.28萬余條，問題線索和查實問題分別下降99.58%和91.56%，藥占比、抗菌藥物使用率和百元收入耗材費分別下降4.69、6.29個百分點和2.32元。“大處方”“濫檢查”“泛耗材”等行為明顯減少，監管成效初步顯現。

當然，醫療“三監管”平臺的作用主要還是為了及時發現問題，改進不足，改善醫療服務行為，像馮某龍醫生這種涉嫌受賄犯罪的情況還是非常之少的，但通過“三監管”也確實可以起到“警戒”和“震懾”作用。

醫務人員并非國家工作人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的規定，受賄罪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由此可見，受賄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而馮某龍作為醫務人員并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

但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更多經濟交往過程中發生的行賄受賄并不在國家工作人員間。2007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布刑法確定罪名補充規定。《補充規定》稱，取消“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罪名，由“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替代。“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替代了“對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罪”。并決定，調整后的新罪名于2007年11月6日起施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的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行為。

而這里“其他單位的人員”就包括非國有事業單位或者其他組織的工作人員，如教育、科研、醫療、體育、出版等單位的從事組織領導以及履行監督、管理職責的人員。顯然就包括醫務人員。

而劃清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與非罪行為的界限非常重要。

一是受賄數額較大或巨大才算受賄罪。按照《刑法》第163條的規定，構成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必須是受賄數額較大的，不足較大數額的按一般受賄行為處理。

數額較大的具體界限，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印發《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的通知第十條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者在經濟往來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數額在五千元以上的，應予立案追訴。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檢察委員會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中的“數額較大”的數額起點作出了新規定，明確按照本解釋關于受賄罪相對應的數額標準規定的二倍、五倍執行。

第一條：“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較大”，依法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第二條：“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三百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巨大”，依法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綜上，現行最新司法解釋關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立案標準為六萬元以上（數額較大），一百萬元以上為數額巨大。而這一規定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

二是區分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與合法行為的界限，關鍵是看行為人獲得的財物是否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益而取得。

如果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在法律、政策許可的范圍內，通過自己的勞動換取合理報酬的，不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受賄，因而是合法行為而不是犯罪。

同時，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接受親朋好友的一般禮節性饋贈，而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朋好友謀取利益的，也不構成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

三是區分以收受回扣、手續費為特點的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與正當業務行為的界限。在正常的市場交易行為中，取得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折扣、傭金是正當業務行為；而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為個人所有的，應認定為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

對于受賄罪的量刑，我國《刑法》第163條規定，犯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受賄數額較大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受賄數額巨大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

除了三醫監管平臺，對于醫務人員來說，目前監管趨嚴，方式方法也很多，一旦被“盯上”，在監管部門眼中就是在裸奔，因此，合法合規行醫至關重要。（本文為《看醫界》發布，轉載須經授權，并在文章開頭注明作者和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