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醫藥衛生界的科學家、企業家、院長、醫生，以及醫療圈外的大佬們眼中，時下中國醫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3月11日，隨著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閉幕，全國兩會也臨近尾聲。

醫療歷來是兩會期間討論較多的議題，今年亦不例外。首仿藥、醫保報銷、電子健康碼、醫院信息化、醫聯體、醫共體、網售處方藥……這些專業詞匯頻頻出現在各位醫藥衛生界代表委員的建議、提案中。

除了醫藥衛生界的269名代表委員，醫療問題也是不少圈外大佬關注的焦點。比如科技圈的李彥宏、雷軍，分別圍繞智慧養老、縣域基層醫療體系賦能提出了建議；比如投資圈的沈南鵬，去年關注了藥品審評審批的人才問題，今年則聚焦醫藥創新。

為此，億歐EqualOcean于近期梳理了100多份代表委員的建議、提案，希望可以看出——在這些醫藥衛生界的科學家、企業家、院長、醫生，以及醫療圈外的大佬們眼中，時下中國醫療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01、疫情暴露短板，公衛體系建設再引熱度

新冠疫情引發了舉國上下對公共衛生的關注，在去年的兩會中，圍繞如何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代表委員紛紛建言獻策。在疫情防控日益常態化的今年，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依然是兩會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3月9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構建強大公共衛生體系，提高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能力。完善公立醫療機構為主體的醫療服務體系，支持醫療資源薄弱省份建設一批區域醫療中心，提升以縣級醫院為重點的基層醫療服務能力。

除了頂層設計層面的定調，各位代表委員也基于各自觀察到的實際情況，提出了更加具體的想法。

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指出，在抗疫斗爭取得勝利的同時，我國疾控體系中存在的“痛點”、“斷點”和“弱點”也被放大顯現，解決這三大疑難雜癥，已成當務之急。

她具體指出，當前我國構建了以國家、省、地市、縣區四級疾控中心為主體，二、三級醫療機構為依托，基層衛生機構為網底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但是，這四級疾控機構功能定位不夠清晰，承擔的工作任務能級分工不合理，是為“痛點”；“防”“治”割裂明顯，醫防難以融合，是為“斷點”；鄉鎮、社區網底薄弱，基層隊伍斷層老化嚴重，是為“弱點”。

對于這些“痛點”、“斷點”、“弱點”，吳凡認為，首先要明晰四級疾控機構的不同定位并理順相應的職責銜接：國家級的，可著重于總體規劃、決策部署、技術指導；地方級的，則著力于應用型的、符合當地情況的具體措施。

其次，應充分發揮疾控機構在公共衛生工作中的協調管理和核心紐帶作用，厘清和落實醫療機構承擔的各項公共衛生職責。此外，還應當筑牢夯實疾控體系基層網底，特別是欠發達地區基層的公共衛生服務短板。

全國人大代表，江西省衛健委黨組書記、主任王水平則圍繞公共衛生人員隊伍建設、公共衛生領域投入、機制體制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體建議。

目前來看，一方面，全國疾控機構人員數量和素質相對偏低，配比低于國家要求的1.75/萬人，省、市、縣三級疾控中心本科以下學歷人員占66.25%，技術隊伍的專業化水平較低；另一方面，公共衛生人才培養體系不完善，在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中，開設公共衛生專業的本科院校不足百所，大部分綜合類非醫學院校未設置公共衛生學院。

對此，他建議，鼓勵非醫學類綜合院校設置公共衛生學院，在所有醫學類全日制普通高校中設立公共衛生專業，完善豐富公共衛生課程設置，增加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涉公共衛生領域必修內容。

王水平還提出，要明確各級財政公共衛生投入占GDP的比例，將穩定的財政投入作為地方政府績效評價的重要內容。同時，財政部門在安排公共衛生轉移支付時，需進一步調整優化支出機構，注重補短板、強弱項，對公共衛生基礎建設和能力建設給予傾斜，對欠發達地區、中西部地區加大資金投入，實行填平補齊政策，建立健全公共衛生投入機制。

02、基層是第一道防線，提升基層醫療水平

在不少代表委員的建言中，基層是構建公共衛生體系無法回避的一環。在他們看來，基層是疾控信息的源頭，是傳染病和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的第一現場，是落實各項傳染病防治措施的關鍵環節。

全國人大代表、哈爾濱醫科大學黨委書記張斌指出，我國基層疾控現狀不容樂觀，2009-2018年，全國各類醫務人員增加了58%，而疾控人員下降了4.5%。

為此，他建議，加強對基層全科醫生、農村定向醫學生有關公共衛生的專業培訓，加大對村民進行衛生健康知識宣教的力度，并放寬基層公衛人員招聘條件。同時，建立和實行符合公共衛生行業特點，考評和激勵機制相結合的薪酬制度，切實提高疾控人員待遇。

除了構筑起基層的第一道防線，圍繞優質醫療資源相對匱乏和基層醫療服務能力不足的結構性問題，來自科技圈的代表雷軍和劉慶峰均提出了他們的建議。

當前，各區域基層醫療發展較為不均衡，村衛生室、鄉鎮衛生院、縣級醫院、縣級疾控機構等縣域醫療衛生單元，尚未完全實現醫防、醫衛、醫健、醫養數據的互聯和融合。

小米集團董事長兼CEO雷軍建議，以衛健部門為主導，聯合各相關部委，加快縣域醫防的數字化、網絡化建設。尤其在縣鄉村一體化的緊密型醫療共同體、醫防融合、多點觸發疾病監測等方向強化數據的互聯共享，實現醫療資源更高效、更迅捷地響應和配置。

雷軍還指出，在總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爭經驗的基礎上，要增強數字化賦能疫情防控水平，不斷強化縣域醫療數字化建設，做到“全國一盤棋”，實現“覆蓋到縣、追蹤到人、數據上云”。

目前，衛生健康信息化建設資金在縣級層面觸達率不足，專項建設資金投入偏低，與實際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同時，縣域信息化人才仍有較大空缺。因此雷軍建議，加大縣域專項資金投入，全面推進縣域醫防信息化建設；推動縣域信息化人才建設，建立和完善激勵機制，引導信息化人才下沉，助力縣域醫療發展。

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則認為，人工智能技術在提高基層醫療水平、提升醫療保障的力度等民生領域已經取得顯著成效，因此，依托人工智能技術，通過人機耦合的方式提升基層診療服務質量和水平，對于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意義重大。

基于此，他建議：第一，對于已經取得規模化落地應用成效、且以輔助性質為主的醫療人工智能產品，完善相應標準體系和認證體系建設，加快相應審核及認證進度；第二，加大醫療領域人工智能關鍵技術的研究，加強醫療人工智能人才和基層醫生人工智能素養的培養；第三，出臺政策鼓勵運用人工智能落實家庭醫生簽約制度，強化基層診療能力。

03、數據互聯互通，規范臨床數據管理

在疫情期間，以健康碼為代表數字技術得到了廣泛應用，然而，各地數據標準及信息并不統一也造就了不少的問題。例如，各地信息軟件互不兼容，一度出現各地健康碼無法互認，萬“碼”奔騰的現象。

不僅是疫情期間，其實醫療數據缺乏統一標準、醫療數據系統不兼容等問題一直存在，導致目前臨床數據的整合、利用尚存在諸多不足和障礙，嚴重制約著智慧醫療的建設與發展。

一方面，同一家醫院有眾多系統，不同系統之間術語、概念、數據類型定義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不同的醫院采用不同的數據系統，不同的設備信息系統也差異巨大。這些目前普遍存在的情況，導致不同醫院、不同設備無法做到數據共享。

為解決這一問題，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內科主任霍勇建議，各地可以探索以身份證號碼為唯一識別碼，以居民電子健康碼替代醫療衛生機構就診卡，加快推進居民電子健康碼規范應用，實現醫療機構間電子病歷、檢查檢驗結果、醫學影像資料等醫療健康信息調閱共享，從而解決“一院一卡、互不通用”的問題。

同時，他還建議，加強各級醫院信息化基礎建設，完善院內外信息化平臺搭建，提高醫院數據質量及數據應用能力，依托于高質量病人數據，優化慢病病人追蹤管理，急重癥病人快速響應處置，并依托5G和物聯網的建設推廣，推動形成智慧城市和智慧醫療服務體系。

全國政協委員、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院長蔡秀軍也建議，規范醫療健康數據標準和使用，推動智慧醫療建設與發展。

在他看來，一方面，可對目前全國現行醫療數據格式進行摸底調研，遴選出最科學、最可行的數據格式、標準，作為國家標準，分步驟分階段在全國推廣實施。

另一方面，他建議，可以從中央層面建立全國統一的醫療數據平臺，用于歸集、管控全國的醫療信息，并嚴格管理和使用過程。明確患者數據的歸屬權限，明確數據使用保護負面清單，為患者數據的使用提供依據。

同時，霍勇和蔡秀軍還不約而同地提到了數據隱私和泄露的問題。

霍勇提出，建立并完善對于醫療信息化建設中涉及個人數據保護的閉環管理流程，包括普及法律法規、建立和推廣建設執行準則、建立相應的建設審察管理制度，從而確保醫療信息化建設及信息化系統應用過程中對個人數據安全的持續保障。

而在蔡秀軍看來，醫療信息的歸集應充分尊重患者的意愿，除了傳染性疾病等涉及社會安全的醫療數據外，患者可以自主決定是否共享。此外，信息調用方面可設立分級賬戶體系，明確各級別賬號對應的訪問權限，并加強訪問者的權限控制和訪問后的行為追溯，對訪問行為實行實時監控，確保數據安全和患者隱私。

04、優化醫藥創新土壤，建設“醫藥強國”

在醫藥衛生界代表委員中，不乏藥企掌權者、管理者的身影，藥品的審評審批、生物醫藥產業化、藥品專利等話題一直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全國人大代表、榮昌制藥董事長王威東從生物醫藥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和產業化入手，建議取消獲批上市生物創新藥參與國家醫保談判的時間限制，實現藥品獲批與醫保準入緊密銜接。同時他提出，應綜合統籌考慮生物藥研發周期長、研發投入大、研發風險高的特點，在醫保談判價格上考慮企業的合理利潤，以充分調動企業創新的積極性，促進生物醫藥行業的健康發展。

全國人大代表、齊魯制藥集團總裁李燕建議，盡快出臺專門支持生物醫藥產業發展的頂層政策，在審評審批、國產替代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

在她看來，具體可從四個方面著手：第一，推動產業升級，增強政策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第二，加快審評審批，進一步提高企業的創新積極性；第三，推動關鍵技術創新發展；第四，增強生物醫藥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

全國人大代表、恒瑞醫藥董事長孫飄揚則聚焦在了創新藥過度重復的問題上。近年來，我國創新藥的市場環境雖不斷好轉，但部分品種的過度重復正引起行業的隱憂，其中以PD-1最典型——目前，國內共有8款PD-1藥物在售，在研的則有數十款之多。

對此，孫飄揚建議，我國應借鑒美國的政策，在新藥審批審評政策和醫保支付上進行調整，對先來者和后來者進行一定的區別對待，從而鼓勵創新，盡可能避免同質化競爭。

圍繞創新藥落地的其他問題，孫飄揚還建議：進一步加快藥品審評審批，逐漸縮小與國外的差距；建立創新藥價值體系，結合臨床的需求對創新藥進行分類，給予不同的對待；推動簡化醫保談判創新藥落地醫院與藥店的準入流程。

除了藥品研發、落地方面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華海藥業總裁陳保華把目光放在了藥品專利鏈接制度體系上。

藥品專利鏈接制度，是指將藥品上市審批程序與藥品專利糾紛解決程序、藥品監管部門職能與專利管理部門職能相銜接的制度。這一制度內含或關聯專利期延長、簡化新藥申請、專利挑戰和首仿藥等系列制度，是直接關系著專利藥產業保護、仿制藥產業高質量發展、仿制藥使用替代的基礎性、關鍵性制度。

陳保華認為，我國藥品專利鏈接制度建設嚴重滯后，存在不合理、不完備的問題，制約了仿制藥企業挑戰專利搶首仿的動力，進而制約我國仿制藥產業發展和仿制藥替代。

在他看來，應加快修訂健全《中國上市藥品目錄集》，完善“專利期補償”制度，完善首仿藥“市場獨占期”制度，建立“簡化新藥申請”制度，明確規定“首仿日”和“首仿者”范圍，建立專利鏈接有關機制，保障專利鏈接制度的落實。

除了這些醫藥企業的掌舵者，作為中國風險投資行業唯一的全國政協委員，紅杉資本全球執行合伙人沈南鵬今年也有三份提案重點聚焦在醫藥領域。在其中一份中，他提到：政府部門要不斷優化醫藥創新土壤，為進一步加強新藥研發轉化提供政策支持，推動建設“醫藥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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