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一部以真實故事改編的國產電影《我不是藥神》拉近了觀眾與印度制藥業的距離。劇中,電影主角程勇為了讓飽受折磨的白血病患者能夠吃得起藥,從印度大規模購入靶向藥物“格列寧”的低價仿制藥,并通過轉售的方式快速成為國內代理商,但因“銷售假藥罪”
兩年前,一部以真實故事改編的國產電影《我不是藥神》拉近了觀眾與印度制藥業的距離。劇中,電影主角程勇為了讓飽受折磨的白血病患者能夠吃得起藥,從印度大規模購入靶向藥物“格列寧”的低價仿制藥,并通過轉售的方式快速成為國內代理商,但因“銷售假藥罪”被起訴逮捕,后經上千名白血病患者聯名寫信求情,最終使公檢部門撤訴。
該電影一經播出便賺足了觀眾的眼淚,但背后隱藏的社會現象同樣引起了人們的反思。一方面是印度這個軍工業極度落后的國家為何能在醫藥方面做到全球領先,吸引著像程勇之類的需求人群前來采購?另一方面,在這個醫藥行業競爭激烈的國度,哪些企業能夠從中脫穎而出,又是依靠怎樣的產品體系和市場布局走在行業前列?種種疑問都等待著解答。
印度成為“世界藥廠”的始末緣由
一提起印度,你會想到什么?“包治百病”的恒河水還是被評選為“世界新七大奇跡”的泰姬陵?亦或是飄滿整個印度的咖喱香?這都是我們對印度這個國家的刻板印象。但除此之外,印度還是實打實的仿制藥大國,每年生產總量占全球的20%以上,甚至在醫藥技術十分發達的美國仍有40%左右的市場占有率,這一點的確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但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有它的必然規律,究竟是怎樣的機緣巧合讓印度成為了“世界藥廠”?
1970年以前,由于《專利與設計法》對化合物的嚴格保護,印度國內99%以上的藥品專利和近90%的藥品供應由跨國制藥企業集中把控,這一壟斷局面使得跨國制藥企業擁有絕對的定價權,印度國內藥品價格居高不下。
但印度作為人口大國,每年支出的醫藥費用相當之高,長此以往,自然無法忍受外資把控下的醫藥市場。因而在1970年,印度政府頒布了新版《專利法》,規定對醫藥產品只授予工藝專利,不授予產品專利,這意味著“藥品專利保護”這個根深蒂固的制度在印度被徹底廢除,低價格成為了醫藥市場的“主旋律”。
另一方面,為快速逼退長期占據壟斷地位的跨國制藥企業,印度政府還在同年頒布了《藥品價格管制法案》(DPCO),通過對國內藥品價格進行嚴格管控,使制藥商利潤大幅下降,跨國制藥企業市場占有率微乎其微。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印度本土制藥企業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憑借其巨大的成本優勢,在夾縫中逐漸開始成長。
依托于政策的大力扶持,印度醫藥市場已經“更新換代”,但若要滿足市場需求,本土制藥企業還需在醫藥技術上快速發力,從而生產出足以和跨國制藥企業相媲比的醫藥產品。
天賜良機。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成立,取代此前的關貿總協定(GATT),而印度作為GATT的發起國順理成章地躋身為WTO主要成員國。在WTO成立之初,各成員國便統一簽署了《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進一步完善了全球知識產權體系,但印度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TRIPS協議的執行擁有10年的過渡期,允許自2005年1月1日起再開始執行。
正是基于這個“緩存期”,印度政府在1995至2005年間多次修訂專利法,使此前確認的“只承認方法專利”最終修改為“既承認方法專利又承認化合物專利”,這一利好法案的成立促使印度國內醫藥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整體醫藥水平也因此快速提升。而在至關重要的藥品質量檢驗方面,印度政府更是提出了極高的要求,生產管理規范直接遵循美國FDA(食品藥品管理局)的認證,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印度醫藥水平的提高。
甜蜜的“緩沖期”結束之后,印度政府必須開始執行TRIPS協議,這一變化使得印度的仿制藥產業面臨巨大的侵權風險。但是印度利用TRIPS框架中的漏洞,對藥物的專利保護附加了約束條件,即“只保護1995年以后發明的新藥或經改進后能大幅度提高療效的藥物,不支持衍生藥物專利”。此舉不僅巧妙地化解了迫在眉睫的侵權危機,還為本土仿制藥產業再次打開了后門。

數據來源:Newport、Premium、科睿唯安
此外,印度還利用TRIPS協議的另一項漏洞,即“世貿組織成員國可在未得到專利權人許可的情況下使用受專利保護的技術,條件是經過國家依法授權,以及向專利權人支付一定費用?!?/strong>依據該規定,印度以公共利益、印度傳統、公共健康等理由,對許多藥物專利執行了強制許可,而在2004年的專利修訂條例中,更是將“專利強制許可”范圍進一步擴大到了癌癥、慢性病等領域,拓寬了印度醫藥市場的覆蓋范圍。
經歷近半個世紀的“摸爬滾打”,印度醫藥行業已經取得了不可思議的進步。根據數據顯示,截止2005年,印度已擁有23000多家制藥企業,能夠滿足國內95%以上的藥物需求,且產出以每年13.7%的復合增長率遞增。
但他們并不滿足于此,而是將目光瞄準了更為廣闊的海外市場。印度醫藥生產商以世貿組織為跳板,積極融入新規則打入新市場,專利制度與國際接軌,促使印度醫藥企業出口到更多新市場。另一方面,印度制藥企業與研究機構、具有研發技能的國外公司等建立戰略聯盟,同時也在美歐日等醫藥技術發達地區頻繁并購,為全面布局海外市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數據來源:Nesta、醫藥魔方
通過專利法、與國際市場接軌、加大研發投入等“三部曲”,印度逐漸確立起其仿制藥的競爭優勢,并成為全球重要的仿制藥生產大國。通過直觀數據顯示,2019財年印度仿制藥出口額達191億美元(約1480億元人民幣),且印度供應著全球超過50%的各種疫苗,供給美國的仿制藥占美國全年需求量的40%以上,尤其是近期美國為抗疫購買的2900萬劑羥基氯喹中,相當一部分來自印度。
不可否認的是,印度仿制藥憑借其比原研藥價格低的優勢在海外市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能在醫藥技術發達且管控嚴格的歐美國家占據大量市場份額,也顯示出了印度仿制藥在藥品質量上的“精雕細琢”。
競爭加劇,誰能快速破局占據行業領先地位

數據來源:TechSciResearch前瞻產業研究院整理
據印度品牌權益基金會(IBEF)數據顯示,印度制藥行業在過去10年的復合年均增長率(CAGR)為17.46%,市場規模從2005年的60億美元增長至2016年的367億美元,并且預計將會以15.92%的CAGR增長率在2020年達到550億美元。

數據來源:印度醫藥協會研究院
龐大的市場體系也加劇了印度本土醫藥市場的競爭。在一份以營收數據為指標的“印度醫藥企業排行榜”上,十五家企業中有五家企業在2020年出現了下滑,甚至包括排名第一的太陽制藥和排名第三的魯賓制藥。
而在這些巨頭企業之中,INTAS格外引入關注。作為印度制藥業的一股新興力量,INTAS近年來勢頭強勁,企業營收數據不斷攀升,年增長率在2020年達到了29.84%,在所有企業中排名第一,成為印度當下最具潛力的制藥公司。
INTAS創立于2000年,是一家領先的、垂直整合的全球藥物制劑開發、制造和營銷公司,也是印度最大的私營制藥公司,在過去的五年中,企業復合年增長率約為26%,并在上一個財政年度突破了20億美元大關。
與大多數印度藥企一樣,INTAS將絕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海外市場,收入占比高達70%,也是第一家在歐盟推出生物仿制藥的印度制藥公司。時至今日,INTAS已在全球超過85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主要集中于市場體量大且醫藥技術發達的歐盟和美國市場。
為打造高效化生產鏈條,INTAS在全球設有13個制造工廠,其中10個位于印度,其余的則位于英國和墨西哥,這些制造工廠均經過精心設計、配置和操作,可在規定的成本和交貨時間表內交付高質量的產品。
該公司還在英國設有先進的分析實驗室和最先進的配送中心,獨立運營兩個API和中間制造設施,每個設施均符合其運營所在轄區的法規要求,這些設施之間已獲得包括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在內的各種國際著名監管機構的批準。
除此之外,為了更好地拓寬市場覆蓋范圍,INTAS建立了一個名為Accord Healthcare的子公司網絡,用于在歐盟、美國、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亞太地區以及獨聯體和中東和北非地區的高度監管的市場中進行營銷和銷售,致力于打造全球化的運營生態網絡。
“研發團隊”+“質量管控”,全球注冊藥品上萬種
截止目前,INTAS在全球共擁有10,000多個產品注冊,并戰略性地推出了300多種高價值FTF/FTM、生物仿制藥和NDDS產品。

在細分領域上,INTAS在CNS、心血管、糖尿病、胃腸病和泌尿科等關鍵治療領域均已確立領先地位,但真正讓該公司在全球聞名的是其在歐盟和美國的腫瘤學和其他醫院治療領域的醫藥產品。
INTAS的醫藥產品之所以能在多個復雜領域不斷攻破并深受市場青睞,除了其在市場上的精準布局之外,還在于其在藥品質量上的不懈追求,而這離不開高精尖的研發團隊以及對產品質量的嚴格把控。
在研發上,INTAS每年投入上億美元,并組建了專業化的人才隊伍。當前,INTAS在全球擁有12,000名員工,其中400多名位于歐洲,并擁有800多名科學家。
在由這些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組成的強大團隊的帶領下,INTAS對開發新產品和優化技術方面做到了精益求精,并在腫瘤,激素和NDDS等廣泛領域實現了突破性創新。迄今為止,INTAS已在新穎配方、API多晶型物、工藝和分析方法方面獲得了50多項國家專利。

圖源:INTAS官網
而在至關重要的產品質量方面,INTAS建立了嚴格的管控體系,每個INTAS產品和服務都證明了其不妥協的質量標準。所有產品均在全球主要監管機構認可的設施中生產,這些機構包括USFDA,MHRA,EMA,TGA,MCC,ANVISA等。如今,INTAS具有領先的細分渠道和強大的內部開發能力,可與行業中一些最大的產品組合競爭。
當前,INTAS的研發團隊將業務重心放在了疫情治療藥物,并已經開發出COVID-19特異的超免疫球蛋白,用于治療中度至重度COVID-19感染的患者。據了解,高免疫球蛋白還具有預防所有與COVID-19患者接觸的高危人群的潛力,可以有效地幫助抗擊該疾病,直到獲得疫苗為止。
作為全球首家采用這種方法治療COVID-19患者的公司,INTAS已獲得印度藥品總局(DCGI)的許可,可以使用新開發的COVID-19特異的超免疫球蛋白進行臨床試驗。在臨床試驗中確定其有用性后,該產品將可用于治療COVID-19患者。INTAS醫療與法規事務主管Alok Chaturvedi博士評論了這一發展,他說:“這一努力證明了INTAS致力于通過研究驅動的解決方案滿足社會未滿足的醫療需求的承諾。”
INTAS正在與醫學和研究機構,獻血團體建立聯盟,以從康復的COVID-19患者中收集血漿。INTAS不久將啟動一個網站,以幫助康復的COVID-19患者找到最近的血庫,在這里他們可以安全地捐贈血漿。該公司尋求政府的支持,以促進恢復性血漿的供應,以制造這些富集的超免疫球蛋白,從而幫助更多的患者征服COVID-19。
立足于未來,INTAS計劃通過提供利基和復雜產品來增強其產品范圍,并積極投身于歐美市場,積極參與生物制劑的開發和商業化進程。除此之外,INTAS還將為生物仿制藥和新化學實體等進入發展的更高障礙進行投資,并在不久的將來繼續提高全球卓越醫療保健水平,真正做到通過創新為更好的遺漏保健做出貢獻,為利益相關者和客戶挖掘最大化價值。
印度醫藥的成功帶給國內的啟示
毫無疑問,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辛酸“奮斗史”,印度醫藥行業已經走在了世界前列。首先,印度的法制化進程和國際化歷程,沒有脫離本國的發展階段和需求,而是盡可能地去尋找適應自身現狀的方式。
其次,印度還相當善于利用規則與國際規則接軌、博弈,以取得對自己最有利的結果。在反復“抗爭中”,印度充分利用了人道主義價值觀、發展中國家過渡期、本國法律程序、WTO上訴持久戰等各種手段,不是全然的“對抗”,也不是全然的“接受”,而是很明確自己的目的,為達到目標盡量爭取時間和空間。
最后,關鍵仍然是市場的終究要歸市場,企業的歸企業。在寶貴的過渡期和保護傘下,印度企業積極主動作出融入國際規則的努力,提高現代化公司治理水平,實現與市場、行業、產業的更好對接,自我提升迎接轉型升級才是正確而可持續的作法。
那么,著眼于印度制藥業所取得的成功,這對我國醫藥行業的發展又有何借鑒意義?
近幾年,我國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旨在藥品審評審批、招標采購、醫保支付等環節大力扶持通過一致性評價的優質仿制藥品種。尤其是2018年關于“改革仿制藥”的意見予以通過,意味著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品種已獲得國家許可,標志“進口替代”將正式成為我國仿制藥行業發展的主旋律,這也是我國由仿制藥大國崛起為強國的起點。
而在生產方面,我國制藥工業生產規模明顯大于印度。自1991年以來,中國制藥工業年均增長19.5%,印度為17.5%,均快于各自國家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
但在國際化方面,印度顯然更勝一籌。跟國內企業相比,印度很早就關注于高端市場的注冊和銷售。中國從90年代晚期開展FDA、COS認證的時候,印度人就已經拿到相當數量的入場券,由于人力成本較低,印度仿制藥投入小產出快,具有很大的優勢,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他們在醫藥方面的領先地位。
作為全球最大的仿制藥出口國,印度制藥業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其中一大表現是在國際資本市場的運作上“游刃有余”。比如,印度制藥企業Sun Pharmaceuticals在1996年成功收購美國Caraco制藥公司,進軍美國市場;而后Ranbaxy收購拜耳的非專利藥子公司Bayer Basics,進入了德國市場,并在海外的6個國家建有制造廠。
需要注意的是,印度還曾在中國市場擁有4家合資企業,其國際化道路走得愈發順暢,也意味著印度制藥在世界醫藥市場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業內人士表示,相比而言,中國制藥業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出口的是附加值較低的原料藥,我國的制劑很難走出國門,同時在國際資本市場的運作上,中企的步伐也稍顯遜色。我國駐印有關部門此前曾刊文指出,中企雖然在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建立了少數合資制藥企業,但是很少在資本市場收購或兼并發達國家的制藥企業,也很少直接投資西方國家,我國甚至沒有在印度建立藥品生產與經營企業。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如何加速深耕國際化道路,這或許也是中國醫藥產業在世界立足的關鍵因素。
本文來源:動脈網 作者:小編 免責聲明:該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僅代表作者觀點,轉載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醫藥行”認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涉及作品內容、版權和其他問題,請在30日內與我們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