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能解決的只是醫學、技術等很小的部分，而更多深層的東西是看不見的，如果非要用語言定義的話，是對生命的愛和尊重。

2021年1月18日，擁有“熱搜體質”的明星鄭爽終于上了一次“出圈”的熱搜。

如果鄭爽的前男友（或前夫）張恒關于她“代孕棄養”的爆料屬實，其中最讓人震驚和難過的是雙方父母（疑似鄭爽也有參與）關于兩個代孕雙胞胎歸屬的那段錄音。

女方父母像談論兩件可以退貨的商品一樣，毫無顧忌地談論“墮胎”（兩個胎兒那時正7個月）、棄養——7個月的胎兒如果生下來，大部分可以存活，這已經是兩條生命——錄音中充滿了對生命的漠視。

明星鄭爽這一次的“出圈”，把“代孕”這一灰色地帶涉及的復雜問題公之于眾。它涉及情感、人性、倫理、法律和道德，即便在代孕合法且對代孕充滿寬容的美國部分州，它也依舊存有法律和倫理的諸多爭議。

近十年來，美國一些代孕合法的州，如加州、內華達州，接待了許多來自美國本土外的有錢人客戶。有一些醫院，近五年來接待的美國之外的客戶，已遠遠超過美國本土客戶。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客戶幾乎全部是因為自身原因無法懷孕，才選擇代孕。而一些外來客戶，自己具備生育能力，代孕的理由僅僅是為了保持身材、不愿意影響工作或不愿意忍受懷孕生產之苦。

“代孕一個孩子，不是購買一個商品，它的本質是對生命的渴望和尊重。”美國執業律師蔣佩芳（Evie Jeang），曾代理過許多美國和中國的代孕案例，多年前，她也經歷過一起“代孕棄養”的案例。提及此事，她還是很憤怒。

法律難以約束的“代孕棄養”

蔣佩芳有過多年加州洛杉磯的執業經歷，2021年初，她剛把公司搬到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

內華達，也是鄭爽的前男友（或前夫）張恒曬出的兩個疑似代孕子女之一的出生地。

蔣佩芳回憶，大約5年前，一對中國夫婦在他們代孕的第三個嬰兒誕生后，因為小男嬰是兔唇，他們就決定棄養。

孩子出生后，這對夫婦一直不到美國接孩子，直接電話告知中介機構說不要這個孩子了。

律師一直和他們交涉：在美國人眼中，一個有兔唇的孩子不代表是一個不正常的孩子，而且兔唇是可以治療的，許多慈善機構都會為小孩子開展兔唇手術，但那對夫婦堅決拒絕接收孩子。

當時，蔣佩芳負責了代孕雙方簽署的合同，這是一份契約式的合同。雖然其中有關于“棄養”的條款，但是當這對夫婦不到美國領小孩，就無法告他們“棄養”。

那個小男孩先是被送到了孤兒院，很快，一個寄養家庭收養了他。寄養家庭是一對無法生育的夫婦，男主人是迪斯尼的工程師，他們帶小男孩做了兔唇矯正手術。

孩子雖然最終有了歸宿，但那對夫婦的“代孕棄養”行為，卻無法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懲罰。

蔣佩芳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中介機構反復講這個案例，提醒他們不要再接這類客戶。那對夫婦，也已經上了多個代孕中介機構的“黑名單”。

在加州灣一家輔助生殖醫院做助理的朱麗安，也曾遇到過一起棄養案例。事件的主角是一對中國夫婦。2018年，在孕母代孕這對夫婦的一對“龍鳳胎”期間，夫婦兩人鬧離婚。當孩子出生后，他們離婚了。女方只把其中一個孩子帶回去，另一個代孕小孩被美國家庭收養。

朱麗安回憶，上述孕母因為在懷孕期間經歷客戶夫婦“不要孩子”的爭吵，在產后患上了抑郁癥，一度要起訴那對夫婦棄養，但最終她沒有堅持到底，不了了之。

“代孕棄養”是法律非常難以約束的灰色地帶，代孕中介機構和律師遇到這類事件，自身不可能成為訴訟棄養案件的主體，負責任的機構能做的，就是幫助被棄養的孩子找一個不錯的寄養機構。

對代孕夫婦的心理測評像走過場

多位代理赴美代孕的工作人員表示，很難甄別一對要求代孕的夫婦是否具有足夠成熟的心智來撫養代孕兒童，對于客戶是否會棄養代孕嬰兒，更是無法事先判斷。

在代孕前的程序中，有一個步驟是心理醫生分別對需要代孕的客戶和孕母做心理測評。但心理測評往往只對孕母一方嚴格，心理醫生會對孕母出一份心理測評報告，確保孕母的心智正常，沒有躁郁癥或抑郁癥等心理障礙。從懷孕開始乃至生產后，代孕中心每月固定時間都會安排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對孕母進行心理上的輔導和支持，以幫助她們身心健康地順利度過整個代孕過程。

而對于需要代孕的客戶，心理測評更像是走過場。一位參與過代孕前心理測評的翻譯人員表示，對代孕客戶的心理測評，只是簡單的幾個問題：為什么要代孕，等等。“根本沒有通不過的案例。”

朱麗安認為，代孕機構和心理醫生對孕母進行嚴格的心理測評，是因為孕婦平安地生下正常的孩子是“代孕生意”中最關鍵的環節。但對于需要代孕的客戶，幾乎沒有機構或心理醫生去主動讓他們放棄“代孕”的念頭，這相當于是“不打算做這個生意了”。

“一些有錢人把代孕市場搞亂了”

朱麗安在加州從事代孕工作近10年。在她的回憶里，2012 年以來，加州各個生殖中心的外國客戶越來越多。一些中大型的生殖中心，近一半的病人是外國客戶。

美國生殖中心的醫生們，對一些外國客戶的感覺是“非常有錢”。試管嬰兒的移植有兩種方式，一是將胚胎移植到母親體內，二是找代理孕母，兩種方式的價格天差地別，差價達十幾萬美金。

朱麗安表示，他們接待的美國客人，幾乎全部是因為自身原因無法懷孕，才選擇輔助生殖和代孕。十幾萬美元的費用，又需要付現金，不能刷信用卡，這對大部分美國人是沉重的負擔，有的美國客人甚至抵押房子去籌集代孕的費用。“（美國人）不是實在沒辦法，他們不會選擇代孕。”一部分有生育能力卻依然要求代孕的大多是外國客戶，他們找代孕的原因通常是不想破壞身材、工作太忙或者不愿意承受懷孕生育之苦。

上述棄養其中一個嬰兒的離婚夫婦，女方是北京一家外企的高管，她沒有喪失生育能力，要求代孕的理由是“工作太忙”。

棄養那位兔唇男嬰的夫婦，也沒有喪失生育能力，他們非常富有，此前已經代孕了兩個孩子。“他們給人的感覺是，海外代孕是很時髦的一個事情，孩子在他們那里像一個商品一樣”。蔣佩芳認為，這背離了代孕的本質。

到美國代孕的一些有錢人也推高了當地代孕市場的價格。在2012年左右，孕母的費用最低是兩萬多美金，到了2017年，一個孕母不包括保險費、營養費的基本工資，就達到了四五萬美元。對一些有過代孕經驗的孕母，有的客戶動輒給到七八萬美金。

“當一些有錢人把孕母的價格抬高后，讓一些喪失生育能力但又想要孩子的人做不起代孕，他們或者找親人朋友幫忙代孕，或者去福利院領養孩子。”朱麗安有些無奈。

棄養事件違反了代孕合法化的初衷

鄭爽被卷入的“代孕棄養”事件，在現實中極少發生，以至于“代孕棄養”一直并非法律關注的重點。

蔣佩芳談到，在代孕合法的加州和內華達州，客戶和孕母的合同，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歸屬權。核心是孩子從在孕母腹中開始，就不屬于孕母，只屬于親生父母。

立法基于現實問題。美國一些允許代孕的州，它對代孕的寬容，并非基于商業目的。

以對商業代孕最寬容的加州為例， 1990年9月，29歲的非洲裔美國婦女約翰遜，和卡爾弗特夫婦簽訂了合同。卡爾弗特太太因為切除子宮無法懷孕，但她的卵巢沒有被切除，能夠提供卵子。卡爾弗特付給約翰遜1萬美元，約翰遜做孕母，生下一個卡爾弗特夫婦的孩子。約翰遜在懷孕的過程中和孩子產生了感情，并尋求母親的合法身份，打起了官司。

加州法官認為，孩子是卡爾弗特夫婦的遺傳，約翰遜是孩子的遺傳“陌生人”。帕斯勞法官認可了約翰遜“培育、喂養、保護孩子”，他認為得到報酬沒有問題，并指出代孕不是嬰兒推銷，代孕的報酬是為了補償代孕母親的痛苦。

這一官司最終打到了加利福尼亞州最高法院，它的判決反駁了一直以來認為代孕合同反對公共政策的論點，從而使加州成為一個承認商業代孕合法的“管制”州。

由此可見，加州雖然對商業代孕寬容，但它的本質不是以發展商業為目的，而是基于人類的自然情感：一是體諒無法自己孕育孩子的夫婦，讓他們有機會能擁有自己的親生孩子；二是補償孕母把自己孕育的孩子交還給親生父母的痛苦。

而越來越多自己可以生育的人選擇代孕，這違背了法案的初衷。

“代孕棄養”，是當代孕成為一門生意、生命成為一個商品時，才會出現的畸形事件。它不僅違反了“代孕合法化”的“初心”，也喪失了對生命最基本的愛和尊重。

王晨|撰稿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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