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初，武漢知名抗疫醫生、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以“愛爾眼科，行賄中國”為標簽，連發四條微博，指控江蘇宿遷愛爾眼科醫院（下簡稱“宿遷愛爾”）總額超過78萬元的手術回扣明細。

艾芬與愛爾眼科持續一年的糾紛，再次被拉回公眾視野。

披露的四份名單顯示，宿遷愛爾三年間曾向本地多家縣市醫院、診所的醫生及公職人員發放“轉介費”，以導流500余位患者到醫院做眼科相關手術。其中，手術費用為1000元至13000元不等，轉介人從每筆手術費中可以提成6%-15%。

自艾芬維權以來，愛爾眼科的股價幾近腰斬，市值蒸發近1900億元。此次回扣風波，則再一次將愛爾眼科推至輿論焦點。

1月9日晚間，宿遷愛爾在其公眾號發表聲明稱，針對網傳信息，醫院院已于2019年已按照董事會相關要求進行了整改，嚴肅處理了違規員工，并撤換了管理團隊。

事件的核心，即轉診費是否合理，也頗受爭議。

多位受訪者表示，轉診在業內很普遍，關鍵是是否涉及利益問題。

一位曾在民營醫院工作多年的主任告訴八點健聞，“如果沒有這些手段，很多中小型民營機構根本就沒法活。”

也有業內人士表示，民營醫院靠支付轉診費來獲客的手段很不妥，是在“吸公立醫院的血”。

不管是腫瘤、康復等需要漫長恢復周期的疾病，還是眼科、口腔、婦幼等消費醫療，公立醫院永遠只能解決一部分患者、某一階段的診療需求，大量外溢患者和后續診療服務都需要民營機構來承接和補充，雙方本就有需求匹配。

從這個意義上，醫院間的轉診是醫療資源有效配置的重要手段，但因“營銷困境”而衍生出的轉診費，成為不少民營醫院的“寄生手段”。此舉是否符合情理？公立、民營醫院之間健康的轉診體系應該是怎樣的？

院對院的陽光轉介路，被封堵了

事實上，民營和公立之間的患者轉介，曾經歷過一段合規合理、政府支持的時光。

2009年新醫改啟動后，政府層面就鼓勵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一同探索PPP模式，也就是“公私合作伙伴模式”。這種風向和呼聲，甚至到2014年之后，愈加明確。當時普遍認為，公私雙方合作提供服務，不僅能緩解醫療資源不足，也能更好地滿足患者需求。

在那段時間里，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的患者轉介，不僅轉介的信息公開透明，雙方合作規范，而且患者的接受程度和信賴度也很高。

一時間，不少公立醫院與民營醫院，都簽訂了PPP合作協議。

一個被視為公立醫院與民營醫院之間合規導流、轉介樣本的，是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與北京三環腫瘤醫院的PPP合作。

彼時，作為全國腫瘤醫院排名第一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一號難求、一床難求，好多從全國各地來的腫瘤患者身患癌癥，但想要手術和住院，經常要排到幾個月，甚至大半年之后。

為了緩解床位周轉的壓力，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下稱“東腫”），向相距2公里的北京三環腫瘤醫院（下稱“三環腫瘤”）購買服務、租用床位，派醫生去出診、做手術、進行技術支持和帶教。

“一些在東腫做完手術的患者，就轉到三環腫瘤去住院康復，東腫的醫生遠程指導用藥。這樣也能盡快把東腫的床位讓給需要做手術的患者。”一位民營醫院行業研究者告訴八點健聞，雙方就租用床位、提供技術培訓等，在協議中明確細則。

類似的PPP合作方式，在多個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之間都曾成功推行過。

但好景不長，在多個國家的醫院都成熟應用的PPP模式，在國內推行了不長時間，就遇到了中國式難題。

浙江某三甲醫院前員工吳琦（化名）曾親歷過一場PPP合作模式的失敗。

大約4年前，一家民營醫院掛牌成為吳琦所在醫院的國際院區，雙方打得火熱。公立醫院支援名醫，入駐開設門診。吳琦和同事們也被派到國際院區工作，每2~3個月輪崗一次。

最開始，本院醫生們的勁頭很大，都喜歡往國際院區跑。雖然工作量很大，但收入顯著增加，醫生們拿到手的都是現金。

蜜月期一晃即逝，矛盾逐漸顯露。最初名正言順為國際院區導流患者，卻使得本院病源減少，雙方的關系逐漸僵化。加上國際院區以“轉賬加報稅”的方式給醫生結工資，跑分院的醫生們變得興致寥寥。

一年后，在這場微妙的關系中，隨著公立醫院開始撤出，國際院區則走向衰落。吳琦記得，科室接連撤走后，國際院區患者數量明顯減少，病種也變得普通而單一。一些之前從本院引進的復雜診療技術，不僅失去了熟練醫生的指導，也不再有適合的患者可以施展了。

病源沒了，民營醫院曾嘗試自救，開展簡單診治、擴大體檢項目，卻依然無濟于事。直到2020年底，兩家醫院完全脫鉤，國際園區日漸式微。

上述研究者稱，還有一些民營醫院，把患者引流過去后，不提供好的服務，收到患者投訴；還有因為管理不規范，一些民營醫院的醫生為了個人利益亂開藥、亂診療的事件頻發，患者也會遷怒于合作的公立醫院。

在地域性極強的醫療領域中，中國病人認醫院招牌，更認醫生。實際承擔診療的民營所發生的醫患糾紛，砸的卻是公立醫院的招牌。

亂象發生后，針對醫療PPP合作模式的質疑聲越來越多。利益輸送、資源流失、擾亂醫療市場——各種批評此起彼伏。此后，雖然國家層面并未叫停，但多個省份叫停了轄區內的公私合作的醫療PPP合作模式。

即使在沒被叫停的省份，當下，PPP模式也“不吃香”了。

“魚龍混雜的民營醫院傷了大家的心。”一位民營醫院院長告訴八點健聞，自己今年就遭到了公立醫院的拒絕，對方認為這種模式不太可行，不太敢做，有被指責的擔心。

如此看來，曾被視為攜手公立民營的改革探索，經過一番失敗的“社會實驗”，這條本來合規合理的“陽光轉介之路”，至此被堵上了。

隱秘的灰色轉診路

“公對公”的合理“陽光轉介之路”被堵上后，私對公的轉診之路開始大行其道。

但值得品味的是，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分會常務副會長趙淳告訴八點健聞，全國現有24000家民營醫院，經營良好規范、體量較大的民營醫院只占少數，70%~80%的中小型民營醫院，更迫切地面臨著生存壓力和獲客需求。在現實壓力下，與公立醫院合作的陽光獲客渠道消失后，“灰色”的獲客渠道就在陽光背面滋生了。

“灰色”的獲客渠道里，其中最快的一條就是：挖一名公立醫院的知名專家，或者“賄賂”一名公立醫院醫生。“搞定一名醫生，帶來一群患者”，成了急功近利的民營醫院最簡便、最快捷的做法。

而當下，醫生被允許在多個醫院里進行多點執業，這意味著醫生和民營醫院的合作關系更靈活，同時，這種點對點的“合作”也更私人和隱秘。

在病人面前，醫生掌握著絕對的話語權。尤其是公立醫院的首診醫生，外科手術醫生，很多時候，公立醫院的醫生只要順口提上一嘴，就會有病人四處打聽、愿意付費買單，當中不可避免會有利益輸送。

吳琦告訴八點健聞，向民營醫院轉介患者的情況，在手術科室經常發生：

“成名外科醫生的主要收入手段，就是傳統的’飛刀’。患者從首診到開刀過程漫長，確認治療方案后，醫院可能沒有床位，主刀醫生會告訴病人自己周末在某家醫院手術，那邊不用排隊，就是價格貴一些。”

有不少患者會聽從醫生的建議，轉診至民營醫院。參與飛刀的醫生能拿到更高的手術費，吳琦了解到一些手術“市場價”可高達一例15000元左右，還是現金。

這當中，即使合作并不合規，也一樣會難以被知曉，更無法監管。

又如此次艾芬爆料的“愛爾眼科行賄”事件當中，宿遷愛爾眼科醫院會給“轉介人”，轉手術費的6%-15%作為“轉介費”。這些轉介人大部分是公立醫院的醫生和員工。

兩年來，疫情對公立醫院運營的沖擊，加之醫保限價、帶量采購等政策影響，藥品、耗材水分被擠干，公立醫院醫生的收入大幅下降。在利益驅動下，醫生通過轉介病人、多點執業來“彌補損失”的現象，可能會越來越普遍。

一位業內資深管理者告訴八點健聞，此前上海收入可觀的科室和中高年資醫生，近幾年都受到大幅影響。例如，假設上海三甲醫院手術醫生有100萬的年收入，其中只有1/3～1/2的收入來自于公立醫院完整的薪酬和績效，剩余部分則來自藥企器械公司、科研費、講課費等。

“帶量采購后，藥械價格的下降除了讓醫院治療收入減少帶來的可供科室分配的績效減少，同時之前企業支付的部分也大幅減少。雖然國家對于醫療服務價格進行了多輪調整，但手術費、治療費的調整部分遠不能彌補藥械降價對醫院、醫生收入減少的影響。”上述業內資深管理者說。

什么是健康的轉診制度？

艾芬舉報愛爾眼科行賄醫生的事件，行業內討論聲不斷：

一些人認為這是民營發展的必然階段，甚至“大部分民營醫院離開這種手段將無法生存”。也有人表示，國外全科醫生轉介病人給專科醫院是不允許有返利回扣的，遵循法律才能形成良性競爭。

無論是行業討論，還是來自受訪者的觀察，都能接受“轉介”本身，但不能接受的是，醫生把患者當做商品一樣，轉介到民營醫院，以獲取回報。

而在這件事背后，剝絲抽繭，我們更希望厘清成因。

比如，如果一位公立醫院的醫生，把患者從公立醫院轉介到民營醫院，這種行為究竟有沒有錯，是否被允許？

實際上，大三甲醫院醫生在民營醫院多點執業，并不少見。一位研究民營醫院的專家告訴八點健聞，她在就醫的過程中，就曾遇到過公立醫院的醫生，推薦自己去民營醫院去就診的情況。

因為在大城市的頂尖三甲醫院想要排一場手術需要等待很久，醫生在看診后，在患者要求或情況緊急時，如果醫生個人有多點執業，就會告訴患者：“如果想盡快手術，可以去另一家我坐診的民營醫院找我。”

“甚至醫生詳細介紹，那家民營醫院有醫保的，或沒有醫保，去不去自己選擇。”上述專家說，醫生在民營醫院里按照那一家醫院的標準收費，獲取相應的傭金，沒有灰色的回扣。醫生的目的是為了患者方便，給就診多一個選擇。“這是可以被接受的。”

在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分會常務副會長趙淳看來，在我國“公立醫療為主，民營醫療為輔”的醫療體系下，公立醫院擁有絕對裁量權和話語權。

如果轉診是必不可少的，醫院及其醫生選擇轉診的醫院時，到底該選擇誰？秉承什么標準？至今尚無規則可循。

對于極度依賴于公立醫院轉診的民營醫院而言，獲得客源也只是第一步。在溫州康寧醫院集團董事長管偉立看來，經營一家民營醫院， 短視的獲客手段，無論是廣告還是營銷，提高了知名度并不等于提高了品牌，品牌和美譽度才能真正吸引到客源。

管偉立把一個以精神病專科為主的醫院品牌，經營了26年，并把其發展為國家臨床重點專科（精神病）單位。方法也很“笨”：耐住寂寞，自己培養人才，通過時間推演，提高技術和服務，讓社會接受品牌。

深圳華僑醫院董事長廖志仁如今時常陷入深思，“公立醫院和民營醫院之間的轉介，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這位民營院長的問題，激起了更深的追問：從何時起，公私之間的信任度幾乎降到了最低，民營醫院成了公立醫院院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暗雷？如果轉診是合理配置醫療資源的重要手段，那么一個健康的轉診體系又該是什么樣的？

李琳、史晨瑾丨撰稿

陳鑫丨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尊重原創版權，未經授權不得轉載，侵權責任自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