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片氯巴占被海關扣下，等待進一步處理，留下一小撮等著救命藥的人們陷入斷藥的絕望和焦慮中。

快2歲的孩子就快斷藥了，李靜姝把剩下的13片藥，“掰開揉碎”希望能再支撐兩周。

這位母親，因為長期幫病友接收氯巴占包裹，此前被警方帶走，被控“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罪”——也就是被我們所熟知的販毒；

一個患有發作性睡病的男人，剛從海外代購了莫達非尼——一類精神管制類藥物，藥還沒拿到，也被起訴；

一位成人注意力缺陷患者，需要使用專注達控制病情，但大部分醫院只將藥開給兒童患者，他幾乎無藥可用。

在疫情沒有影響國際通行往來之前，這些具有“毒品、藥品”雙重身份的特殊物品通關進入國內的機會大很多，不出意外，轉手就會被賣給患有各種小眾疾病的病人或者家長，他們要靠這些“毒品”控制癲癇、甚至續命。

但如今，這類的海外代購開始卷入刑事案件——按照法律，有可能被控“走私、運輸、販賣毒品罪”。

在國內，這些小眾疾病患者的用藥需求，也許很容易被忽略。但具體到個人的命運軌跡，無藥可用的困境和絕境依然龐大到無法忽視，甚至會摧毀生活。

烏云下的小眾群體

焦慮是一個月前開始蔓延的，直到近日，變成了大聲呼救。

起初只是缺藥，難治性癲癇病友群的家長們在群里彼此問“誰還有藥，寶寶急需氯巴占，有沒有好心人勻一點？” 漸漸地，問的人越來越多。但沒有人敢回答，有藥的家長也不敢松口，只能在群里有一搭沒一搭地附和。

當購藥變成了風險，甚至是“走私毒品”，問題就變得不簡單了。不少家長反映，從去年開始，從國外代購的氯巴占，越來越容易被海關扣壓。

11月23日，李靜姝收到檢察院的定罪不起訴的司法決定。她為患有“嬰兒癲癇伴游走性局灶性發作”的兒子通過代購買氯巴占已一年。今年7月，她因幫助負責代購的病友接收海外藥品包裹，被起訴為“走私毒品罪”。

李靜姝被定罪后，病友群體中激起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懼：有人想，怎么給孩子買的藥成“毒品”了？有人怕，不會以后自己也被定罪為“販毒”吧？有人問，以后有什么正規渠道拿藥嗎？

同病相憐的家長還沒從震驚中緩過來，更殘酷的問題擺在面前：氯巴占代購，一夜之間徹底消失了，緊接而來的是孩子斷藥。

在中國，與李靜姝的兒子有同類疾病的孩子還有很多。

這些孩子患有嬰兒痙攣癥、Dravet綜合征、Lennox-Gastaut綜合征、大田原綜合征、結節性硬化癥、腦炎后遺癥、嬰兒癲癇伴游走性局灶性發作（EIMFS）等。在臨床上，這些疾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藥物難治性癲癇。

這類患者大多數為兒童，一旦發病，會持續癲癇發作，若未及時治療，輕則損傷大腦發育，重則引起急性腦病，甚至死亡。由于易耐藥，患兒的家長必須不停地試藥、換藥，甚至需要同時使用多種抗癲癇藥物，而氯巴占往往是繞不開的一款。

北京某三甲醫院兒童神經內科醫生告訴八點健聞，對于某些類型的兒童難治性癲癇患者，氯巴占是部分醫生可能會推薦的一種藥物，與目前國內上市的同類藥物相比，具有不良反應輕微、發作控制率高的優勢。

李靜姝的兒子先后試過開普蘭、德巴金、奧卡西平、妥泰等一系列藥，直到服用了氯巴占，才終于控制住孩子的癲癇發作。

然而， 國內并沒有生產氯巴占的廠家，同時，按照《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氯巴占屬于第二類精神藥品，需要在醫療機構、定點企業等指定場所銷售。

家長們由此陷入兩難。沒有正規渠道，若想用氯巴占救孩子，就只能靠代購或者“人肉背”，而這類進藥途徑難以洗脫“走私毒品”的嫌疑，家長們不知不覺已觸及法律的風險。

李靜姝被定罪的隔天，另一種兒童難治性癲癇的患兒家長閔文在病友群里提議，需要氯巴占的家長單獨建一個群來想辦法。

3天過去，群里一下匯聚了1500多名家長，在無助與絕望中，他們聯名寫了一封公開信：“為了孩子們，在3天內匯集了1490名家長，15小時內獲得了1042人的實名簽字，跪求大家幫幫我們！”

急的不止是當下就需要氯巴占的病友。

Dravet綜合征（嬰兒嚴重肌陣攣性癲癇）患兒家長盧娜也加入了轉發和呼吁。雖然德巴金還能暫時控制住女兒的癲癇發作，但未來兩三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女兒也許就需要用到氯巴占，氯巴占被公檢法定義為“毒品”，無異于在她們頭上懸了一顆定時炸彈。

而且，孩子不定時發作時，還需要另一種叫“安定栓”的止驚藥物，也屬于精麻類管制藥品。盧娜開始擔心，其他被醫生推薦用于中止癲癇持續狀態的精麻類管制藥：咪噠唑侖鼻噴劑、地西泮灌腸劑、鼻噴劑，都可能走上“販毒”邊緣。

實際上，需要使用精麻類藥品來治療疾病，或多或少面臨著類似困境的患者，并不在少數。無數個小眾疾病患者的救命藥，不僅是未在國內未上市的問題，還可能有藥卻未批適應癥，同時又被列為精麻類藥品管制，一個個小概率事件，交錯在一起，便演化成一場小部分人群的悲劇。

海外購藥：難以顧及的風險

需要精麻類藥品救命的人群，被困在無解的僵局里，在困境中一圈圈打轉：

藥品出現在醫生開具的處方單里，無法在國內任何渠道買到，通過海外渠道購買，卻又要遭遇法律的制裁；即便國內已經上市，精麻類管制藥品又很難在醫療機構內尋到，還是有患者為了方便或是低價選擇代購。

盡管得到了國內醫院的醫生處方，也在看似“正規”的醫藥網站填寫了個人信息，但當于磊拿到藥的一刻，依然沒有逃過被起訴的命運。

于磊患有發作性睡病，這種疾病發病率約為萬分之一，走在馬路上，坐在電腦前，患者經常突然睡著，需要使用中樞神經興奮藥品才能保持正常狀態。與氯巴占不同的是，莫達非尼在國內已經上市，但由于是一類精神藥品，很難在醫院內買到，于是他選擇從印度買藥。

第一次順利代購后，于磊“終于體會到了正常人的精神狀態”，以為“十幾年無法正常生活又難以被他人理解的痛苦終于要結束了”。意外發生在第二次代購，警方的一通電話，不僅斷了藥，也給他扣上了“販毒”的罪名。根據一審量刑建議，于磊被判有期徒刑 4 個月，緩刑 6 個月，罰金 2000元。

面對此情形，大部分患者首先感到冤枉，“我只是想買點藥治我的病而已，怎么就成了走私販賣毒品了？”

并非每個普通患者都如醫藥法律專業人士那樣熟悉法律和相關風險，也許有人隱約察覺到海外購藥的風險性，但仍然心懷希望，出具診斷證明和醫生處方，給予情況說明后，總是能被人理解的，從海關的縫隙里“漏”過來一些藥。

事實也如此。多位患者組織負責人和患兒家長介紹，大部分患者，最多是被海關扣壓藥品，然后被處罰，判刑的情況很少聽說。

是患者還是犯罪者？河南媽媽李靜姝的事件為人知曉后，買藥的合法性成為辯論的焦點，但從醫學角度講，是藥是毒的界限并不模糊。

按照功能，精麻類藥品可以分為鎮定或興奮，病人服用后緩解癥狀，沒病的人用了會產生嚴重的副作用、甚至上癮。北京高新醫院戒毒科主任徐杰曾解釋，疾病是藥品最好的拮抗劑，會互相抵消副作用。同樣的化學成分，用在有需要的患者身上，就是安全有效的好藥，而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很可能被當做“迷奸藥”或者毒品。

而對許多難治性癲癇兒童來說，國內沒有上市的氯巴占是他們早晚都會用到的抗癲癇藥物，是注定要踏上的涉險之路。

上海明倫律師事務所汪令劍律師代理過多起販賣精神類藥品的案件。他告訴八點健聞，出于迫切的醫療需求，患者和患者家屬很難考慮藥品的獲取方式是否正規，往往是什么藥效果好、價格可以承受，就用什么。而只要患者群體的用藥需求存在，即使是法律制約也很難完全抑制患者尋求買藥的行為。

個案背后，是很多個小眾群體面臨的真實困境，喧囂過后，精麻類藥品受到了關注、也仍然受嚴格管制，但難題依然一個接一個地擺在面前。對于確實需要氯巴占、莫達非尼等受嚴格管制藥品來維持正常生活的患者來說，什么時候才能“光明正大地吃上藥”呢？

“藥”難求

一個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患者在國內無法合法用上藥？有些是國內沒有藥企生產，有些是有藥卻在醫院內開不出來。有藥，是最根本性的問題。

氯巴占是一款已過專利期的老藥。據多位業內人士分析，患者群體小、仿制藥利潤低、列管藥品生產資質難取得等因素，導致制藥企業缺乏研發生產、申報上市的動力，是氯巴占未能及時進入國內市場的原因。

國內僅有的一家氯巴占仿制藥企宜昌人福藥業，目前正在進行生物等效性試驗，距離最終上市還需時日。在氯巴占正式上市之前，如何買到藥、不斷藥，仍將是上千名患兒家庭的燃眉之急。

發作性睡病患者“沒有藥”的困境，則更直接源于精麻類藥品本身的監管制度。莫達非尼和“專注達”均屬于第一類精神藥品。盡管這兩種藥在國內均已上市，但它們并非醫院普遍常備的藥品，往往在北上廣的頂級醫院才可能尋到藥。

臨床治療中的必要性和精麻類藥品必須受到嚴格管制的屬性，造成了醫生所說“尷尬”的局面——作為掌握著開具處方權利的醫生，明知道有藥，要不要開給患者？是防范更大面積的藥物濫用風險，還是滿足小群體病人的個體化需求？

這樣的擔憂并不是空穴來風。醫生和醫院，既要保證臨床合理需求，又要嚴防精麻類藥品流入非法渠道。多位醫務工作者對八點健聞提及，他們都曾遇到試圖用假身份證等手段從醫院開出精神類藥品的不法分子。

更何況，罕見病本身就面臨臨床診斷難的問題，因為缺少對疾病的認知了解，許多醫生很難注意到這一小部分患者能否用上某種強效而唯一的精麻類管制藥物。像是系統預先設置好的選項，藥物濫用是涉及面廣、更值得警惕的問題，而具體到小群體的診療需求，還沒有成為選項之一。這些制約因素，共同造成了莫達非尼這種第一類精神藥品在大多數醫院有處方也買不到的現實。

事實上，即使氯巴占不是精麻類列管藥品，醫生將其寫入處方也負有被追究責任的風險。北京大醫學人文學院副院長王岳對八點健聞解釋，按照我國《處方管理辦法》規定，如果一個藥品沒有被批準在中國上市，嚴格地講，醫生的醫囑中不應該出現這個藥品。

拒絕開不符合規定的處方，還是冒險讓患者多試一種治療方案？前述兒童神經內科醫生頗為無奈，兒童難治性癲癇治療方案中，超說明書用藥廣泛存在，存在較大的風險和隱患。很多說明書會規定藥品使用的最低年齡，這是根據某個年齡段的兒童進行過臨床試驗的結果后才能寫進說明書里的。但，“新生兒也會得癲癇，我就看著他不給用藥嗎？”這種情況下，醫生通常會跟家長簽署超說明書用藥的知情同意書。

盧娜表示，醫生給出氯巴占這種未上市藥品的用藥指導，是基于對國際現有醫學進展的了解。他們感激醫生為改善患者狀況不惜冒險，但也擔心，當代購精麻類藥品被定性為毒品犯罪，會給醫生造成更大的負擔。

盡管新《藥品管理法》第65條為這種情形開了一道口子：如果確實臨床急需境外上市但未在國內注冊的藥品，醫療機構可以向國家藥監部門或國務院授權的省級人民政府申請，獲得批準后使用。按照規定，這些藥品只可以在這一家醫療機構內去使用。

但囿于真正有能力診斷和開具處方的醫院畢竟是少數，且醫療機構內行政審批繁瑣，實際上小眾群體的特殊用藥處于真空地帶。重重限制之下，海外購藥成為那些將精麻類藥品當做日常用藥的患者無奈之下的選擇。

無解的困局

這個冬天，需要代購精麻類藥品的小眾群體，糧草徹底斷了。

即便被媒體報道和廣泛傳播，兒童癲癇家長們的擔憂并沒有解決，如今面臨即將斷藥的孩子，一個月也等不起了，突然停藥可能造成癲癇復發、甚至出現更為嚴重的癥狀。

他們再次寄希望于“從合法渠道在海外代購藥品”這條最快捷的老路?；蛟S，一手拿著政策和法律依據，一手拿著醫生的診斷書和處方單，在其中斡旋，能撬開一條縫隙？

有的患者找出了國家的相關條例。根據《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2016 修改）》 第44條：因治療疾病需要，個人憑醫療機構出具的醫療診斷書、本人身份證明，可以攜帶 單張處方最大用量以內的麻醉藥品和第一類精神藥品；攜帶麻醉藥品和第一類精神藥品出入境的，由海關根據自用、合理的原則放行。

行走在時晦時明的政策邊界上，沒有人知道，管控的松緊線到底在哪里。

有患兒家長表示，各地海關的態度不同，有的比較嚴格，即使提供了診斷證明、處方或病歷等用藥證明，也不會放行，會面臨退運或沒收；有的稍微好一點，可能會放行?！暗傮w上，代購藥比較麻煩，風險很大，家長們怕被查扣，錢藥兩空?！?/span>

要平衡精麻藥品的臨床供應和安全流通，需要建立一套長效機制。有患者查閱法條，寄希望于醫療機構、或藥品管理機構向海外團購，這樣安全性也更有保障。

王岳教授提出一種具體的可能：“由國家藥監局授權各省藥監部門，建立各省的區域性罕見病診療中心，再由這些醫療主體去境外采購病人所需的藥品，分配給病人。如此，監管部門管理好這些指定的醫療機構，就可以提高藥品可及性，同時防止藥品流入非法渠道。”

就在一周前（11月30日），國家藥監局出臺了《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進出口準許證申報資料要求》，進一步規范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進出口準許證核發的申報行為。這意味著，如果有醫療機構、藥品管理機構愿意進口這類精麻類藥品，患者可以憑借醫生診斷單等相關證明，直接向有藥的機構購買。

這是極大的好消息。但即將斷藥的患兒家長們也發現，具體如何實施還要時間，以及是否有機構愿意采購管理上有重重風險的精麻類藥品?！爱吘箤儆谝粋€沒有上市的藥物，要確保不給公安和海關添麻煩，以免變成毒品再流入到壞人手中，醫院需要考慮周到?！北R娜說。

從患者、病友、醫生、藥師的描述中，我們隱約看到一條朦朧的理論路徑，能在政策毛細血管的銜接處，把藥品合法安全地送到患者手中。

但當理論和程序照進現實后，巨大的法律風險、不劃算的經濟利益、各部委條例的勉強牽手、各地從嚴治理，都容易把一切再次拖入死胡同。沒有人愿意承擔風險開道口子，更不愿卷入其中。

政策的管控、法律的底線、救命的藥品——本該嚴絲合縫對齊的需求，卻在真正有需要的病人面前遺憾錯位。

無論精麻類藥品風險管控與政策制定難度有多大，面對患者，往往需要回歸常識：成熟社會中的小眾群體需求，應如何滿足？如果這些患者數量是千萬級別，如今還會陷入同樣的處境嗎？

而今，“被漏掉”的小眾患者，像身處在歷史的隧道中，困在無解的僵局里，一邊等待，一邊求生，沒人敢松掉繃緊的弦。

閔文至今輾轉于接受各家媒體的采訪，一遍遍講述藥物難治性癲癇的孩子，正在遭遇的折磨和死亡。盧娜在隨時關注藥企、藥監部門、醫療機構的新動向，希望能找到一些新辦法。于磊整理好自己的材料，靜候司法的公正判決洗刷“走私販賣運輸毒品”的罪名。李靜姝把剩下的藥片磨成粉末，喂給孩子，希望在買到藥之前還能堅持更長的時間。

李靜姝、盧娜、于磊為化名

李琳、張宇琦、陳鑫｜撰稿

陳鑫｜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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